开栏的话：
云岭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云南各族人民淳朴善良、敢于开拓，创造了独树一帜的人文艺术历史，涌现了许多优秀的画坛人物，为中国美术史注入了光鲜的血液。明末画僧担当，造诣之高不输中原；近现代留学法国的雕塑大师廖新学、油画大师刘自鸣，艺术成就令人敬仰；新中国成立后，王晋元、袁晓岑、刘华轩、江一波、黄继龄、张苇研等一大批优秀云南画家，成就斐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考察云南，为云南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温云南美术的大事件，比学为云南美术作出贡献的杰出人物，推动云南美术“请进来”“走出去”，展望云南美术的未来，显得尤为必要和重要。
站在新起点，回望来时路。云南文学艺术馆作为云南重要文学艺术活动发生地，作为集收藏保护、展览展示、社会教育、对外交流、学术研究的文学艺术殿堂，本着“弘扬先贤艺术、重视学术根脉、体现文化自信”的愿望，今起在包括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体矩阵隆重推出“云南美术史话”栏目，以专业和学术的眼光，聚焦云南美术的历史与现在，说说云南美术的人和故事，阐释云南美术的呈现与表达，构筑云南美术的时间、空间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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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956年11月，考古工作者在昆明晋宁石寨山的考古发掘中发现“滇王之印”。“滇王之印”的出土，证明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元封二年，滇王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的记载是可信实录，证明了滇国在历史上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而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滇王之印”的发现，为云南美术史发端和生长找到了坚实的历史证据。
回望历史，找到起点，我们才知道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毫无疑问，“滇王之印”的发现，对云南美术史的意义不言自明。“云南美术史话”栏目开篇我们推出孙炯先生的文章《滇王之印的出土与古滇国的发现》，再现“滇王之印”发掘的经过，感受“滇王之印”的厚重与价值；推送“滇王之印”的发掘地——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新发现的视频，该考古新发现被评为“2022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
孙炯
滇王之印的出土和古滇国遗址的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对滇文化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今天，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53年，重溯那段揭开古滇国历史的精彩片段。
来自石寨山的线索
那是1953年7月的一天，昆明的一位老牌古董商汪发科送来几件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纹饰青铜器到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有短剑、矛、钺等物。当筹备处的工作人员将这几件青铜器报送给主持筹备工作的著名考古学家、民俗学家李家瑞先生（1895~1975，白族，云南大理人）时，引起了这位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并在中央研究院师从刘半农、董作宾、李济等国学界泰斗的云南博物馆创建人的注意，李家瑞先生直觉感到这不是中原器物，有可能是云南本地出土的东西，便决定由博物馆（筹备处）出钱收购。事隔一年多后，在省文物保管委员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李家瑞先生等几位博物馆（筹备处）的同事和云南著名地方文献学家、云南省文史馆馆员方树梅老先生谈及此事，方先生说抗日战争时期，在他家乡晋宁县小梁王山曾发现过一些青铜器，听说都被农民当做废铜卖掉了，他也没见到过实物。1954年秋天，时任主持馆务的副馆长李家瑞先生安排省博物馆的熊瑛等同志专程去晋宁作了一次调查，居然找到了铜器出土的地点——石寨山。熊瑛等同志在晋宁县相关人员陪同下在山下石寨村农民手中又征集到若干件类似的兵器和一件磨制精细的石犁，并从农民口中了解到当年大批青铜器出土的情形。
根据调查线索，云南省博物馆认真研究后提出了进行考古发掘的意见并及时向云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汇报，引起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部长袁勃、省文联主席徐嘉瑞、省民委副主任李群杰、省文化局副局长陆万美、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马曜等负责人听取了省博物馆李家瑞副馆长和熊瑛等人的汇报，应邀出席汇报会的还有省文史馆副馆长、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秘书长梁书农，云南大学历史系主任方国瑜，云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云南省图书馆原馆长李埏等。
滇王之印出土，传说被证实
经研究，省文化局同意省博物馆的发掘建议，省人委（即省政府）拨出专款，决定由李家瑞副馆长主持考古发掘，以省博物馆工作人员为骨干，省文化局抽调有关人员组成考古队于1955年3月开赴晋宁石寨山做第一次试探性发掘，基本确认石寨山属于一片青铜器时代墓群。出土文物中有两件铸有立体纺织场面和杀人祭柱场面的铜鼓形贮贝器，形象地再现了奴隶社会面貌，是从未见过的精品，引起各方面极大重视。鉴于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云南规模较大的一次考古发掘，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分别向中宣部、文化部作了专题汇报，引起了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周扬、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的重视，建议中国科学院必要时给予技术支持，得到了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著名考古学家夏鼐的允诺。接着，因公路过昆明的郭沫若和郑振铎在省有关领导马继孔、袁勃、陆万美的陪同下在省博物馆参观此次出土的器物，惊叹不已，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南边疆的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郑振铎询问李家瑞下一步如何打算？李家瑞汇报了准备进一步发掘的计划，只是苦于经费还有困难。郑部长立即表示，由文化部文物局拨给发掘费五千元，并给一台德国进口的经纬仪，以支持发掘工作。
作为云南省考古界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局在向省委报告后，决定增拨经费，同时抽调省公安局等有关部门的人员进一步配合考古队工作。1956年11月，考古队在石寨山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发掘，获得意想不到的重大发现。
“石寨山位于滇池东岸，距离晋宁县城约5公里，距海边仅半公里。这是一座石灰岩构造的小山，高30米，南北长500米，东西最宽处200米。山形宛似一条巨鲸，亘卧在浩荡的碧波之中。登山眺望，滇池帆影，西山翠霭，尽收眼底。相传汉武帝欲征‘昆明’，在长安凿池习水战，刻石鲸鱼，即是象征此山。故此山在方志中又名鲸鱼山。谁会想到这么一座岩石嶙峋、荆棘丛生的小山，竟会蕴藏着数千件宝物，从而揭开两千多年前滇王国的历史呢？”
随着发掘面积的展开，各种奇珍异物不断出土，一个古代王国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考古队员们结合历史典籍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认为此地应属于古滇王城的遗址，如果真的挖到滇王金印，就找到古滇国了。奇迹果然发生。在第六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一枚金印被现场挖掘的工人清理出来，考古队员们全都欢腾雀跃起来，一位考古队员捧着金印，小心翼翼地剔除填土，四个典型的汉篆“滇王之印”，明白无误地映入眼底。印背上蟠着一条蛇纽，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虽然印的体积不过方寸，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方寸之印确乎比千斤还重（原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藏有复制品），它在学术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它，古滇国在滇池附近的传说完全被证实，两千多年前滇王国神秘的历史揭示出来了。
67年弹指一挥间
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的考古界业绩里，晋宁石寨山考古发掘成果受到了文化部文物局和云南省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云南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由当时参与考古发掘的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孙太初先生执笔撰写，由李家瑞副馆长负责统稿和技术审核，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终审上报。
时间真快，滇王之印出土已经67个年头了，当年参与考古发掘和报告撰写的考古队员至今大多已过世。云南老一代考古和文物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无私奉献，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时至今日，让我们回顾这段令人振奋的历史，怀念李家瑞、袁勃、李群杰、马曜、陆万美、梁之相、方树梅、方国瑜、李埏、孙太初、熊瑛、马荫何等一批为晋宁石寨山古滇国的考古发掘所作出贡献的前辈们。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今天我们最值得提倡的高屋建瓴的眼光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作者简介
孙炯
中国民族哲学思想史学会常务理事
云南民族文化发展基金会副会长
云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